李辉|民族声乐的“高峰”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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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的“高峰”去哪儿了？

文 | 李辉

中国民族声乐发展到今天，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一批批青年演员层出不穷。从声乐艺术的技巧层面看，他们的整体演唱水平同比于前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这繁花似锦的文艺舞台上，为什么音乐界和广大听众会对民族唱法歌者有“千人一腔”“似曾相识”的质疑呢？为什么没有再涌现出像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那样具有感召力、影响力的一代歌唱家呢？简而言之，在民族声乐已经形成高原的时候，高峰始终没有出现。一座高峰必然是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有机和谐的统一体，我们从这三个维度管窥这个问题。

　　

第一，社会价值要体现时代性。一首《我的祖国》唱景唱人唱情，郭兰英那纯美的歌声，伴着抑扬顿挫的腔韵，道出了新中国儿女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对新社会的坚定信念，这种豪情壮志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心声的真实写照。李谷一在上世纪80年代把《难忘今宵》呈现给听众时，那清脆的歌声、轻巧的技法、深情的演绎，不经意间承载了亿万人民在迎来改革开放后对祖国对生活最厚重的美好期盼。彭丽媛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就像一股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她明亮甜美的嗓音、行云流水般的行腔，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新气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也说“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事业”，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聂耳、冼星海、施光南不就是时代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吗？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同样是站在时代的潮头，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歌唱。她们唱出人民的心声，唱响时代的强音，唱红社会的主旋律，她们用自己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成功地诠释了一个艺术家的社会价值，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高峰上。

　　

第二，文化价值要体现民族性。中国的民族声乐一路走来，郭兰英的调儿、李谷一的味儿、彭丽媛的范儿，处处彰显着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美感，字腔兼行的神韵，还有中国民族声乐的审美理想、审美原则、审美旨趣。站在新时代的路口，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大批民族唱法的青年歌手，竞相在各种声乐比赛中亮相，摘金夺银者往往能够展示出西洋唱法的诸多技巧，但我们却难以从他们的歌声中听到乡音、品得乡韵、感悟乡情。当下的民族歌坛，那“一条大河”的纯情与豪迈、“难忘今宵”的深情与期盼、“父老乡亲”的浓情与大爱哪儿去了？难道是当今的演唱技巧退化？答案是否定的。那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导向。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三位杰出歌唱家之所以登上各自时代的巅峰，为音乐界和广大人民所推崇，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他们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让文化的价值在歌声中凸现，唱中国声音，?民族情怀，现中华神韵。类比于当年中国广播乐团代表我国首次亮相于维也纳金色厅时，在曲目选择上所引起的争论，到底是演奏纯粹的民族民间音乐，还是中西合璧式的民族作品。其实，在艺术百花园中，任何一种体裁形式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但是，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角度来讲，选择最能表现文化特质、体现文化内核的艺术才是根本。因此，在民族歌坛优秀青年歌手潮水般涌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好好研究一下“优秀”的内涵，审视一下我们的导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再现曾经的辉煌，也才能在高原上矗立起一座新的高峰。

　　

第三，艺术价值要体现科学性。上世纪50年代的“土洋之争”，对民族民间唱法持否定态度的人就是把矛头直指其科学性上面来。西洋唱法自17世纪诞生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科学性举世公认，而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只是在1949年后才逐渐登上主流舞台，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郭兰英于1963年举办的独唱音乐会，给质疑民族民间唱法科学性的人一个非常有力的回答。音乐会后，声乐教育家喻宜萱这样评价：“民族唱法是很科学的，不然就不可能唱得这么持久，唱得那么久声音还是这样新鲜，声音运用得这样好，音色变化这样多、这样细致。”歌唱家孟于说：“兰英同志所走的声乐道路是我们民族声乐发展的最好的道路之一。”时任中国音协主席吕骥认为：“她所获得的成功说明了民族声乐在正确的文艺方针照耀下有着多么广阔的园地。”改革开放后，李谷一的出现又一次把民族声乐的潜力与活力激发出来。然而，对李谷一“气声唱法”的指责已经不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且上升到审美取向的高度。如今，事过境迁，李谷一从艺50周年音乐会再次证明，她的“气声唱法”“新民歌演唱方法”，在其年近古稀之时，依然保持连同行都叹为观止的极其良好的状态，这种状态难道不是科学性的体现吗？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声乐艺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新时代召唤民族声乐艺术再攀新高峰。